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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巴达人和罗马人就是两个例子[2]。斯巴达人依靠在当地建立一个寡头政府来控制雅典和底比斯;但是结果仍然失掉雅典和底比斯。罗马人为着保有卡普阿[3]、迦太基[4]和努曼齐阿[5],把它们毁灭了,就没有失去它们。可是罗马人想同斯巴达人那样保有希腊,让它享有自由并且允许它的法律存在,他们却没有获得成功。因此,他们为着保有希腊,不得不把那个地区的许多城市加以破坏。因为要稳固地占有它们,除了毁灭它们之外,确实没有别的办法。从而任何人一旦成为一个城市的主子,如果这个城市原来习惯于自由的生活,而他不把这个城市消灭,他就是坐待它把自己消灭。因为这个城市在叛乱的时候,总是利用自由的名义和它的古老的秩序作为借口。而这两者尽管经过悠久的岁月或者施恩授惠都不能够使人们忘怀。除非将那里的居民弄得四分五裂或者东离西散,否则无论你怎么办或者怎样预防,他们还是永远不会忘掉那个名义和那种秩序的,正如在佛罗伦萨人羁绊下百年后的皮萨一样,人们遇有任何不测之事就立即想起它们。关于依靠自己的能力或者依靠幸运而成为君主这两种方法,我想提出尚在我们脑海中的两个例子。这就是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和切萨雷·博尔贾这两个人。弗朗切斯科运用适当的手段,依靠自己卓越的能力,由平民一跃而为米兰公爵。他取得其地位时备极辛苦,事后保持其地位就没有多少困难了。另方面,那位被老百姓称为瓦伦蒂诺公爵的切萨雷却是依靠他父亲的好运而取得那个国家的。可是后来由于这种好运消失,他也就亡国了,尽管他在这个依靠他人的武力和依靠幸运而获得的国家里,为着使自己能够在那里扎根,已经采取了各种措施并且凡是一个明智能干的人应做的一切事情他都做了。因为,正如以上所述,一个人如果在开头的时候没有奠定基础,事后可以运用巨大的能力去打基础,虽然这对于建筑师说来是很困难的,而且对于建筑物是很危险的。所以如果考察一下公爵的全部进展过程,我们就会看到他曾经为着他的未来的权力奠定牢固的基础。我认为讨论这件事并不是多余的。因为我不知道,除这位公爵的行动这个例子之外,对于一位新君主还有什么更好的教训。再说,如果他的处置无济于事的话,这并不是他本人的过错,而是由于运气极端的异常恶劣使然[1]。[2]梅塞尔·安尼巴莱·本蒂沃利(MesserAnnibaleBentivogli)于1445年被波洛尼亚另一个大家族首领巴蒂斯塔·坎尼斯基(BattistaCanneschi)杀害,但遭到群众反对,巴蒂斯塔·坎尼斯基亦被杀死。棋牌app官网下载现在把这件事扼要地说一下。我认为,在阴谋者这方面,除了怀着恐惧、妒忌、担心受到令人丧胆的刑罚之外,再没有别的东西了;但是在君主这方面,有的是一国之君的威严、法律,他的盟友和国家对他的保护,除此之外,还有人民的好感。因此,任何人都不可能那样轻举妄动地搞阴谋。同时,一般阴谋者,在为非作恶之前都不得不有所畏惧;在这种情况之下,由于阴谋者是人民的敌人,他在为非作恶之后,也一定是害怕的,并且因此决不能够指望获得任何藏身之所。

棋牌app官网下载[16]本蒂沃利奥(GiovanniBentivoglio)是博洛尼亚的统治者(SignorediBologna)。[12]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在1498年已任命其子切萨雷·博尔贾为“神圣教会保护人”(GonfalonierediSantaChiesa)。其后博尔贾在酒中放毒拟毒死某些敌人,但亚历山大和博尔贾自己误饮,亚历山大致死于1503年,博尔贾亦得重病。但是他的儿子安托尼诺也是一个非常卓越的人物,他在人民的眼中是可敬爱的,在军人方面是受欢迎的。这是因为他是一个尚武的人,最能忍受一切艰难困苦,瞧不起一切珍馐美味和任何其他奢侈品,这一点使他赢得全体军人的爱戴。可是,他的凶暴残忍却是前所未闻的,他杀人无数,其后又杀害罗马大部分居民和亚历山大里亚的全部居民。这件事使全世界都痛恨他,而且在他左右的人们对他也感到恐惧,以致他后来被自己军队中的一个“百人队”(Centurione)队长杀死了。

[2]萨沃那罗拉在1494年11月1日早就预言法国查理八世将要入侵。后来他指出其原因在于意大利、罗马和佛罗伦萨的渎神、残暴和作恶多端。但马基雅维里则把此种不幸归罪于放弃军事训练,使佛罗伦萨无能力自卫。[6]“他们的生命短促”(labrevitàdellavitaloro)。事实上,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活了六十七岁,在位十三年(1471—1484),英诺森八世活了六十岁(1432—1492),在位八年(1484—1492);亚历山大六世活了七十二岁(1431—1503),在位十一年(1492—1503);朱利奥二世活了七十岁(1443—1513),在位十年(1503—1513)。据此,此处所称“生命短促”当指教皇在位期间而言。在1976年莱比锡版《君主论》(F.Blaschhke的德译本》及1965年美国杜克大学版《马基雅维里主要著作集》中的《君主论》(A.Gilbert的英译本)均改译作“统治期间”(德文:“Herrschaftsdauer”和英文:“reign”)可供参考。[3]即乔万尼·坎达库泽诺(GiovanniCantacuzeno,1300—1383),同帕莱奥洛吉(Paleologhi)因拜占庭王权内讧(1341—1347),于1346年同土耳其苏丹结盟,苏丹派了自己的儿子去帮助他并出兵希腊,这就成为土耳其人在欧洲扩张的第一基地。棋牌app官网下载关于这一点,发生这样一个争论:究竟是被人爱戴比被人畏惧好一些呢?抑或是被人畏惧比被人爱戴好一些呢?我回答说:最好是两者兼备;但是,两者合在一起是难乎其难的。如果一个人对两者必须有所取舍,那么,被人畏惧比受人爱戴是安全得多的。因为关于人类,一般地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忘恩负义、容易变心的,是伪装者、冒牌货,是逃避危难,追逐利益的。当你对他们有好处的时候,他们是整个儿属于你的。正如我在前面谈到的,当需要还很遥远的时候,他们表示愿意为你流血,奉献自己的财产、性命和自己的子女,可是到了这种需要即将来临的时候,他们就背弃你了。因此,君主如果完全信赖人们的说话而缺乏其他准备的话,他就要灭亡。因为用金钱而不是依靠伟大与崇高的精神取得的友谊,是买来的,但不是牢靠的。在需要的时刻,它是不能够倚靠的。而且人们冒犯一个自己爱戴的人比冒犯一个自己畏惧的人较少顾忌,因为爱戴是靠恩义(diobligo)这条纽带维系的;然而由于人性是恶劣的(tristi),在任何时候,只要对自己有利,人们便把这条纽带一刀两断了。可是畏惧,则由于害怕受到绝不会放弃的惩罚而保持着。

[10]原文:“digodereelbenefiziodeltempo”,是当时意大利和法国流行的谚语。可是,因为我的目的是写一些东西,即对于那些通晓它的人是有用的东西,我觉得最好论述一下事物在实际上的真实情况,而不是论述事物的想象方面。许多人[2]曾经幻想那些从来没有人见过或者知道在实际上存在过的共和国和君主国。可是人们实际上怎样生活同人们应当怎样生活,其距离是如此之大,以至一个人要是为了应该怎样办而把实际上是怎么回事置诸脑后,那么他不但不能保存自己,反而会导致自我毁灭。因为一个人如果在一切事情上都想发誓以善良自持,那么,他厕身于许多不善良的人当中定会遭到毁灭。所以,一个君主如要保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须知道怎样做不良好的事情,并且必须知道视情况的需要与否使用这一手或者不使用这一手。[2]这里“许多人”,在古代,包括以《理想国》著名的柏拉图、以《政治论》著名的亚里士多德以及西塞罗等人;在中世纪,包括教父哲学代表人物奥古斯丁(354—430)、托马斯·阿奎那等人。马基雅维里反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但是在国家论方面,特别是在《李维史论》中,又受亚里士多德影响。德国的各个城市是享有完全自由的,它们的农地很少,它们认为合适的时候就服从皇帝。但是它们既不害怕皇帝也不害怕在它们邻近的其他任何统治者,因为他们已经作好了城防工事,以致谁都知道要攻陷这种城市定将旷日持久,困难重重。因为所有这些城市都筑有适当的壕沟与城垣,配备足够的大炮,在公家仓库里经常储备足供一年之需的粮食和燃料,除此之外,为着使老百姓得到温饱同时公家也没有损失,它们总是有办法在一年中让老百姓可以在关系该城市命脉的劳动中和供给老百姓衣食的行业中工作。加之,它们还十分重视军事训练,而且制定许多关于保持军事训练的规章制度。

[1]纳比德(Nabide),斯巴达国王(在位:公元前206或207—192),以贪婪、酷虐著名。后被罗马军暗杀。为此,我想把关于想象上的君主的事情撇在一边,而只是讨论确实存在的事情。我认为被人们评论的一切人——特别是君主,因为他的地位更高——都突出地具有某些引起赞扬或者招致责难的品质。这就是说有人被誉为慷慨,有人被贬为吝啬(这是使用托斯卡诺的用语,因为在我们的方言里面,贪婪的人还包括那些想靠掠夺取得财物的人,而我们称为吝啬的人是指那种不愿多使用自己东西的人)。有人被认为乐善好施,有人则被视为贪得无厌;有人被认为残忍成性,有人被认为慈悲为怀;有人被认为食言而肥,有人被认为言而有信;有人被认为软弱怯懦,有人则被认为勇猛强悍;有人被认为和蔼可亲,有人则被认为矜傲不逊;有人被认为淫荡好色,有人被认为纯洁自持;有人被认为诚恳,有人则被认为狡猾,有人被认为脾气僵硬,有人则被认为容易相与,有人被认为稳重,有人被认为轻浮,有人被认为是虔诚之士,有人则被认为无信仰之徒,如此等等。在本书开头提出要论述的这些君主国的特性,我已经详细地讨论过,并且多多少少已经考虑了这些君主国盛衰的原因,还指出了许多人努力夺取并保持这些国家曾经采取的方法。现在尚待我概括地讨论一下在这些国家当中每一个国家可能使用的进攻与防守之道。我们在上面已经说明君主必须把自己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之上,否则必然地招致灭亡。而一切国家,无论是新的国家、旧的国家或者混合国,其主要的基础乃是良好的法律和良好的军队,因为如果没有良好的军队,那里就不可能有良好的法律,同时如果那里有良好的军队,那里就一定会有良好的法律。现在我不讨论法律问题而只谈军队问题。因此,妥善组织的国家和英明的君主都非常注意不要逼使贵族背城借一,同时要使人民获得满足,心情舒畅。因为这是君主所必须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考虑到这种变幻,有时我在一定程度上倾向于他们的这种意见。但是,不能把我们的自由意志消灭掉,我认为,正确的是:命运是我们半个行动的主宰,但是它留下其余一半或者几乎一半归我们支配。我把命运比作我们那些毁灭性的河流之一,当它怒吼的时候,淹没原野,拔树毁屋,把土地搬家;在洪水面前人人奔逃,屈服于它的暴虐之下,毫无能力抗拒它。事情尽管如此,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当天气好的时候,人们不能够修筑堤坝与水渠做好防备,使将来水涨的时候,顺河道宣泄,水势不至毫无控制而泛滥成灾。[24]路易十二世于1502年7月回到意大利,一部分原因是制止瓦伦蒂诺公爵继续向托斯卡纳扩张,同时也为了准备征服那波利王国。棋牌app官网下载在我们的时代里,关于这两种不同政体的例子就是土耳其皇帝和法兰西国王。土耳其皇帝的君主国是由一位主子统治的,其余的人都是他的臣仆。土耳其皇帝把他的王国划分为若干“州”[3],他派遣各种行政官员到那里去,并且可以随心所欲地调动或者撤换他们。但是法兰西国王却处在古来就有的一大群贵族当中,这些贵族又为他们的臣民所公认和爱戴,这些贵族又都拥有各自的特权。国王除非自己冒险行事,否则是不能够剥夺这些特权的。因此,一个人如果考察这两个国家,就会认识到要占领土耳其皇帝的国家是困难的,但是如果一旦予以征服,保有这个国家却是很容易的。反之,事实证明:从某些方面来说,占领法兰西这个国家是比较容易的,而要保有它却是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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